周公解梦梦见洗头发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繁荣发展，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新就业形态不断成长壮大。这些新就业形态就业容量大、进出门槛低、灵活性和兼职性强，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特别是在疫情防控期间，网约配送员、在线医生等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迅速“补位”，助力保障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促进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
新就业形态活力蓬勃，有望成为保居民就业的重要引擎。相比传统的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更有组织性、更加规范，提升了劳动者的就业质量。更重要的是，在这场就业变革中，无数普通劳动者的创新被充分激发，有利于中国经济更好地发挥人力资本优势。
当然，新就业形态也有短板：劳动关系待明晰、社会保障待完善、平台监管有欠缺……要充分发挥新就业形态保居民就业的积极作用，需要我们调整和完善现有政策，补齐法律短板，创新社会保障体系，让新就业形态有序发展，持续迸发出澎湃活力。
移动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多人的工作任务来自手机，就业形态也发生了新变化，出现了由互联网平台作为劳动力资源组织方，将劳动者和消费者直接对接的新就业形态。据不完全统计，当前我国外卖骑手数量已突破700万人；仅滴滴平台就吸引了超过1000万名从业者，带动产业链上下游600多万人就业。
今年全国上，有代表委员制定规范“新就业形态”的相关法律。对此，习总强调，新业态虽是后来者，但依法规范不要姗姗来迟，要及时跟上研究，把法律短板及时补齐，在变化中不断完善。
新就业形态发展状况怎么样？带动效应有多大？面对这一全新的就业变革，我们应如何补齐短板、不断完善？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灵活包月的共享设计师、线上接单的“到家老师”……我国的新就业形态在从业人数规模、服务类型多样化等方面都处于世界前列
“您已接单成功！”最近，创艺设团队再次接到了包月订单。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设计师方文军将成为秀贝星品牌的共享设计师，负责秀贝星网店的详情页设计、整店装修等工作。
“真没想到，我们可以通过线上平台按月为不同企业服务。”创艺设团队负责人吴江山介绍，今年4月以来，团队共接收了10多个包月订单，目前每名设计师都在为2—3家企业服务。
回首年初，坐落于杭州的创艺设，受疫情影响，线下业务量急剧减少；线上业务虽然进展不错，但订单多是项目制的，作品一交付，合作关系就终止，团队面临接上单愁下单的困境。
转机发生在4月。创艺设所在的猪八戒网严选平台上线了灵活用工包月服务，给团队带来“长订单”，一下增强了发展信心。
“这是个‘两全其美’的事儿。” 猪八戒网副总裁杜春永说，对设计师来说，包月服务使其工作量更加稳定，提高了就业质量；对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而言，能更好满足其需求。
杜春永说，疫情防控期间，服务业加速向线上转移，猪八戒网发现不少小微企业有持续、不固定的综合服务需求。比如网店店主，在促销旺季往往有持续性的修图、详情页设计等服务需求。
“线上平台传统的项目制订单无法满足这些网店店主的需求，他们更需要一位经常在线、随时可工作的设计师。” 杜春永说，由于大部分网店店主请不起专职设计师，所以灵活用工包月服务应运而生，让小微企业间可以按月共享设计师。
受疫情影响，上半年幼儿园普遍处于闭园状态，招聘工作也随之暂停，幼教专业毕业的徐琳琳求职并不顺利。后来，徐琳琳找到了摩儿妈妈平台，线上接单，当起了“到家老师”。
在平台上，家长可以“拼团”请老师，而通过成为4—5名儿童的共享老师，徐琳琳成功地实现就业。“线上接单既，收入也不错，我准备一直这样干下去。”
疫情防控期间，在网络零售、移动出行、线上教育培训、互联网医疗、在线娱乐等行业，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跳出传统的劳动岗位，依托互联网平台实现就业，成为新就业形态从业者。
新就业形态是经济业态发展、市场竞争与技术进步交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表示，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各类新技术的应用推动产业升级、商业模式重构，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商业模式随之广泛出现，带来了劳动力市场的这场变革。
一方面，在数字经济时代，原本1个工作人员的工作，可以被拆分成10个、100个甚至更多的工序和任务，就业分工更为细化。
另一方面，新技术让互联网平台可以在劳动者与消费者之间进行大规模、大范围的资源调配、任务等活动，组织协调更为精密。
匹配效率高。由于新就业形态依托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来组织劳动力资源，极大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劳动者与消费者的匹配效率，实现了劳动供需快速对接。
组织方式新。调查中，记者发现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与工作岗位的关系不再像传统产业模式下那样紧密，二者间关于薪酬、工作时间、地点等内容的约定呈现更加灵活化的特征。
就业观念新。正如徐琳琳一样，新就业形态的出现让一些劳动者不再追求“铁饭碗”式的工作，更愿意从事灵活性、自主性高的工作。
“目前，中国的新就业形态在从业人数规模、服务类型多样化等方面都处于世界前列。”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莫荣说。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0）》显示，2019年，以新就业形态出现的平台企业员工达到623万人、同比增长4.2%，平台带动的就业人数约7800万人、同比增长4%。
新就业形态依托互联网平台，将松散的灵活就业组织起来，赋予灵活就业新的内涵，已成为我国新增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有约7800万人从事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新就业形态。快速成长的新就业形态，将给中国就业市场带来哪些变化？
疫情防控期间，服务业加速向线上转移，为新就业形态创造了广阔的空间。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通过美团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达295.2万人，同比增长16.4%；在猪八戒网平台上的技能服务商注册数量同比增长116.8%。特别是新就业形态具有门槛低、容量大等特点，为女性、老人、残疾人、贫困劳动力、农民工等群体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使他们有望获得较好的收入。
“只要不怕苦、不怕累、多跑单，每月收入就能超8000元。”今年24岁的李松来自云南省镇雄县，成为一名外卖小哥使他还清了家里的债务。今年上半年，像李松这样来自国家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美团新增骑手有近8万人。
数据显示，我国灵活就业从业规模在2亿人左右，包括个体工商户、临时性的保洁、建筑装修人员等。这些工作收入水平较低、稳定性较差，同时缺乏职业发展通道和福利保障。
赵燕兵，山西晋城一家煤矿厂的工人，技能单一的他在近2年时间里只能打打零工，负担不起家里的开销。好在2019年晋城有了滴滴平台。家里有车的赵燕兵当起了网约车司机。如今，赵燕兵一有时间就在外面跑车，每月收入近3000元。
数据显示，滴滴平台有20.4%的专职司机是由于、 失业等原因从事网约车工作。同时，还有19.9%的司机属于短期失业者，他们通过从事网约车行业平稳度过了就业转换期。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杨伟国表示，新就业形态以互联网平台作为组织方，将分散的灵活就业组织起来，赋予灵活就业新的内涵。“虽然新就业形态在稳定性方面不如传统的全职工作，但相比传统的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更有组织性、更为规范，在收入水平、工作条件、工作稳定性等方面更有优势。”
杨伟国分析，在新就业形态中，劳动者直接为客户工作，并接受客户的服务评价，“这将有助于从业者更好地体会客户需求，不断提升满足客户需求的能力，塑造专业、培育工匠。”
无数普通的劳动者，正利用新的技术、平台、基础设施和政策机遇，提升个人的价值。特别是新就业形态可共享、可兼职的特性，让本职工作不饱和人员通过平台能获得更高的收入。
“通过对骑手的职业分析，我们发现他们除了是骑手，还可能是小微创业者、技术工人、公司白领等。”阿里巴巴新服务研究中心主任张瑞东介绍，饿了么蜂鸟数据显示，56%的骑手拥有第二职业，其中26%是小微创业者、21%为技术工人。
“疫情防控期间，大量来自服务业和机械制造业的劳动者当起了兼职骑手。”张瑞东说，通过兼职送外卖，16%的骑手每月可多赚4000元至6000元，8%的骑手可多赚6000元以上，这些收入平均占骑手家庭总收入的40%左右。
“普通劳动者的能动性和创新在新就业形态中被更好激发出来，有利于中国经济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优势。”张成刚说。
新就业形态发展短板主要体现在从业者的身份认定、权益保障等方面，部门应及时跟上研究，补齐短板，在变化中不断完善
“这要求我们既要顺势而为，也要注重补齐短板。”莫荣说，顺势而为要求我们要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劳动力市场变化和劳动者就业偏好变化的趋势，实施包容审慎监管，支持发展新就业形态。
“新就业形态对传统管理手段、劳动法律体系、就业服务管理、社会保障政策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张成刚表示，这要求部门要及时跟上研究，补齐短板，在变化中不断完善。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平台运营公司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两种：劳务派遣关系和居间合同关系。美团等外卖平台，一般由第三方公司与骑手签订劳动合同，平台再与第三方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一些众包服务平台，则将自身定位为撮合平台，与劳动者签订服务合同，因此并未与劳动者确定劳动关系。
然而，我国大部分社会保障制度，如最低工资、企业承担的社会保障、休息休假、工伤事故赔偿等，都是以企业与劳动者已建立劳动关系为基础。“新就业形态不够明确的劳动关系可能会加大个体承担的风险。”张成刚说。
由于劳动关系无法确认，根据目前的政策，许多从事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只能以灵活就业者的身份缴纳城镇职工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
新就业形态中不同平台的抽成比例不同，成为影响劳动者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张成刚介绍，相关统计显示，不同平台的抽成比例主要集中在10%至20%之间，抽成比例超过20%的平台占比为23.02%。
吴江山坦言，在劳动者与平台之间，劳动者往往处于弱势方，在抽成比例方面缺乏话语权。“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调整自己，适应。”
为补齐新就业形态的短板，不少城市、平台进行了探索，尤其是在加强新就业形态从业者权益方面，已探索出一些有效径。
2017年，苏州市吴江区推出了全国首个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保险，由区人社局代扣保费，再交商业保险公司承办。根据新险种的设定，保费为每人每年180元，其中财政补助每人每年120元，参保人员每年只需缴纳60元。参保人员受到职业后，在医疗机构产生的医疗费用先由医保报销，余额部分由职业保险按标准赔付，每一参保年度以3万元为限。
“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由于没有明确的雇主，因此无法纳入现有工伤保险体系。吴江区通过部门与商业保险公司合作的形式，创新推出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保险，将降低这一群体在受到职业后可能引发的因病致贫风险。”张成刚说。
近年来，各地纷纷开展探索，吸引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加入工会，并推出网上“职工之家”，给新就业形态从业者一个温暖的港湾。
上海骑手吴义表示，有了工会，就有了一个家，也有了渠道。一直以来，休息难、充电难、如厕难等是外卖骑手在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难题。工会成立后，上海在多条主干道临街处设置了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为骑手等户外职工提供避暑取暖、餐食加热、饮水供给、电动车充电、如厕等服务。
滴滴出行上线“点滴医保”，以创新商业保险的方式，为网约车司机提供涵盖门诊、住院服务和重大疾病的保险。以重疾险为例，参与的网约车司机每完成1个订单，只需投入0.1元，即可获得100元的保额，并依据单量持续累积。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明确要合理设定互联网平台经济及其他新业态新模式监管规则，鼓励互联网平台企业、中介服务机构等降低服务费、加盟管理费等费用，创造更多灵活就业岗位，吸纳更多劳动者就业。
“期待建立部门、平台企业、行业协会以及资源提供者和消费者共同参与的多方协同治理机制，促进新就业形态的发展。”张成刚说。
图②：在今年的国家职业分类目录中，“网约配送员”正式成为新职业，外卖小哥有了新称呼。图为一名网约配送员为顾客送货。
图④：市平谷区一家提琴制琴厂的操作间内，“90后”主播刘尊飞用手机直播软件为网友介绍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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