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长期关注问题、关注《基本法》“23条立法”的人来说，今年“”出一个重磅消息。
“审议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关于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是包括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是最高国家机关。根据新的形势和需要，行使赋予的职权，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是完全必要的。”
这也就意味着自1990年《基本法》出台、2003年“23条立法”搁浅之后，解决问题终于有了明确的信号，进而吹响了彻底解决一系列乱象的冲锋号。
，是一个国家内所有区域和地方的共同责任。1990年出台的《基本法》，其中第23条明确：
“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任何、国家、叛乱、中央人民及窃取的行为，外国的性组织或团体在特别行政区进行活动，特别行政区的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该条规范了的范畴，虽然有“自行”二字，但列入第二章“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决定了这一事项并不属于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而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为什么当年《基本法》不直接对作出明确，而是留下这样的尾巴，要求特区自行立法？
这是因为起草基本法的人来自社会，其中就有代表港英和反对派利益的人，他们对内地始终怀有很大的抵触和防范情绪，认为直接进行立吓跑国际投资者，不利于维持的国际金融中心等地位。
原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全国常委会委员谭耀介绍，因为有不同的意见，所以将这个任务交给特区去完成，将立法推迟了。他认为这体现了两方面意涵，首先是有困难、有难题，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想办决；另外也体现了中央相信特区，相信人，尊重人的意见。
回过头来看，进行“23条立法”最可能通过的时机是回归早期，特别是在临时立和第一届立期间，建制派掌握三分之二多数，立法通过机会较大。
200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表示，中央人民希望尽快落实“23条立法”。当年9月，特区颁布“23条立法”咨询文件，对罪、国家行为、叛乱罪、国家罪、及窃取罪等5项作出明确及清晰的立法。但当时处于第二届立，建制派占据60席中的39席，距离三分之二仅一席之差。
反对派认为一旦立法通过，他们与外部的勾连将受到极大影响，于是大肆“23条立法”为“恶法”，通过后“人的和言论、新闻等都将受到”，甚至渲染“会被到内地受审”，激发的恐惧心理。
2003年7月1日，爆发回归以来最大规模的活动。此后数日，建制派议员田北俊关键时刻临阵倒戈，宣布辞去行政会议，并公开反对立法。眼看难以拿到足够的支持票，法案注定无法在立通过，时任特首宣布撤回“23条立法”。
从2003年至今，“23条立法”成为中的一个“雷区”。虽然每任特首都说完成“23条立法”是宪制责任，是必须落实的任务，但一说到如何推进立法，则个个束手无措。在缺乏法的约束下，街头愈演愈烈，“港独”活动更加，、组织进行国家行为，特区施政愈发。
特别是2019年发生修例风波，“冲击”、“污损国徽”、“焚”等活动时常发生，不断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和《基本法》权威的底线，严重“一国两制”在的实践和的繁荣稳定。
完成“23条立法”，需要掌握立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席位，而建制派目前掌握的票数还不足以达到这个目标。去年底区议会选举，建制派只获得了15%的议席。今年将进行新一届立选举，从目前形势看，建制派掌握的席位数大概率会缩小，届时掌握三分之二多数、通过“23条立法”更难看到希望。
“23条立法”已经成为社会高度的议题，不少建制派人士谈到“23条立法”，都有很大的畏难情绪，认为“条件不适当，很难推进”。谭耀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立法没有时间表”，“有时有些东西要弄清楚，急不来”，“相信今年难以完成，只能寄望明年”。港区全国代表、行政会议叶国谦坦言，这一届特区完成立法较为困难，但强调不能坐等时机，希望尽快完成。
去年6月，特区修订逃犯条例、堵塞法律漏洞的立法行为，在反对派的大肆、妖之下，演变成持续至今近一年时间的“反修例运动”，让社会受到深远。一个只是司法协助方面的案件，只要与内地挂钩尚且造成如此风浪，一旦特区重启“23条立法”，反对派必然疯狂反扑、强势狙击，立审议法案将旷日持久、拉布不断，接头运动也会此起彼伏。
综上，社会自行“23条立法”的可能性很低，即使勉强立法通过，在各方角力之下，其质量也难以。如果一直苦等特区“自行立法”，只会让形势更加糟糕，导致问题愈演愈烈、直至积重难返。对此，我们必须有的认识。
虽然中央授权特区进行“23条立法”，但在特区回归23年后依然无法完成这一宪制责任、导致之门长期洞开的情况下，中央有也有责任收回这样的授权，在和《基本法》的范围内，建立健全在港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这是全国决定直接进行立法的逻辑。
《基本法》，全国常委会可就限于国防、外交等不属于特区自治范围的法律，在基本法附件三中作出增减，由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或立法实施。这就给出了法律在实施的两种方法：
其一，特区在当地公布。1997年7月1日，时任特首颁布行政命令，将列入附件三的8部法律进行公布，直接在实施。
其二，特区通过本地立法的形式，使之与的法律体系和文化相契合，更便于实施。但立法过程一般比较复杂，而且反对派会予以强力抵制。
以《国旗法》、《国徽法》为例。1997年7月1日，全国通过决议，将这两部法律列入附件三。同日，临时立采取本地立法的形式，出台《国旗及国徽条例》，其中对国旗、国徽的惩处措施予以明确。“修例风波”发生以来，已经有数名被告因为焚、将国旗丢入海中而被判有罪，凸显了这部法律的重要作用。
2017年10月1日，《国歌法》在全国实施，11月全国常委会通过决定，将其列入附件三。此后，特区参考《国旗及国徽条例》模式，采取本地立法的形式，推动《国歌条例》在贯彻实施。
但这一法律在立反对派的重重阻击。《国歌条例草案》在2019年1月提交立首读和二读。相关的法案委员会其后召开了17次会议，历时超过50小时，仔细审议《国歌条例草案》的每一个条文。
2019年10月15日，立内务委员会选举新一届正副，民建联李慧琼由于志在竞逐连任，因此将主持会议交给郭荣铿，没想到在长达7个月的时间内，经过反对派连番拉布，仍然未能选出。直到立法律赋予的，指定财委会陈健波主持选举，才于5月18日选出李慧琼任。
反对派拖延选举，正是为了阻碍《国歌条例草案》二读，让这个他们的“”的“恶法”，随着本届立的结束而直接宣告失效。李慧琼当选后，也表示将优先处理《国歌条例草案》，预计5月27日恢复二读，使之尽快出台。
立法，反对派一直高度关注，在中央确定进行直接立法后，一旦需要采取本地立法的形式推进落实，必将会重重阻碍。因此，《关于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对建立健全什么样的法规，以及执行机制都作出了明确，即一方面告诉需要执行什么样的法，另一方面又明确了应该如何去执行。这说明中央在进行立法前已进行了充分的研究论证，十分了解的法规制度，完全可以实现“无缝连接”。
据《环球时报》报道，南开大学台港澳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晓兵称，《决定》经全国审议通过后即是最高机关通过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接下来可以由全国常委会根据《决定》开展具体的立法工作。《立法法》列入全国常委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一般应当经三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再交付表决，而全国常委会会议一般每两个月举行一次,通常都在双月的下旬，会期大致一周左右，如果有特殊的需要，经委员长会议决定可以临时召集常委会会议，这意味着“港版国安法”的立法程序最快可能在半年内完成。
届时，“港版国安法”将由全国常委会决定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在施行，省去了特区再进行“本地立法”的环节，既十分高效，又避免节外生枝。困扰内地和23年的“23条立法”问题，即将得到解决。
问题的核心并不是内地和的关系，而是国际战略博弈、大国利益角力——是美策动“反中乱港”、进而向内地输送“颜色”的桥头堡和前沿阵地，现在蹦跶在前台的反对派、派，频频密会外国驻港馆、赴欧美进行游说汇报，背后的“金主”也若隐若现。
因而，就问题进行立法，要害是切断外部插手事务、代理人从事危害行动的渠道，对派产生釜底抽薪的效果，从而开辟中央治港的新境界。
从近几年来中央的一系列大动作，我们不难看出治理已经有了一系列新的、新的思，其效果也不断累积。
就“23条立法”而言，以往总有“既然已经授权给，那么就只能依托来完成”的思，目标奔着先占据立绝对多数再推动“23条立法”，结果从区议会到立选举，场场苦战未见进展，问题解决遥遥无期。此次转换思、收回授权，由全国直接立法，取得了一锤定音的效果。
今后，在类似特首选举等活动中，一旦特首选举委员会出现反对派力量掌控半数的情况，亦可依据《基本法》第四十五条“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任命”的，思考改变特首产生办法。
以前筹划解决问题，总会担心美采取强硬举措，包括根据《与法案》，取消的特殊关税优惠和进出口条件优待、对实施经济制裁、打击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等，因此总会“投鼠忌器”。
不过，在中美经贸摩擦的大背景下，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中美对抗持续加剧、美国全方位华为、主持人连连美国的情况下，中美关系正在快速降温。这种情况下，出手解决问题，可能带来的损失可以想象，也在承受范围之内，可以理解为避免长痛而必须的短痛。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21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央专门制定针对的法律并放在《基本法》附件三在港实施，意在通过果断、强力的手段平息，这充分显示出，为国家对港主权、防范特区管治权落入敌对手中，中央“将不惜代价，自己的基本利益和原则”。
“此前，一部分人始终抱有幻想，认为中央害怕反弹和美国制裁，不会采取更果决的手段，因此他们无需付出很大代价就达到自己的目标”；“现在中国恰恰是以问题为例，向美国出明确信息：在涉及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问题上，中国决不可能让步。这一强烈信号同样是对和其他海外的一种严肃。”
今年2月，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全国政协副兼秘书长夏宝龙兼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原港澳办主任改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主任骆惠宁、澳门主任傅自应兼任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夏宝龙、骆惠宁均非港澳工作系统成长起来的干部，这一任命体现了用人的新风貌，显示了治港的新新思。
《》评论称，这次调整显示中央更加重视港澳工作，港澳工作体制有重大调整。港澳办作为小组办公室会实体化、职能升格；港澳办及两个实现一体化领导，有利于前后方协同。
回归23年来，由于内地长期“井水不犯河水”的立场，尊重“两制”差异多于强调“一国”，造成了很多中只有“两制”而没有“一国”、只有“”而没有“义务”，甚至养成了“中央不能事务”的想法。近些年来，教育、法律、司法、传媒等领域都染“毒”颇深，到了中央必须要出手、进行彻底根治的时候了。
转发紫荆的文章称，中央在问题上长期保持了高度克制，在行政、立法、司法，、财权、事权等各个领域、各个环节的，并未充分行使或行使，加之反对派故意曲解，在部分港人中形成一些中央不必行使甚至不能行使的思维惯性。同时，对一些可以通过中央行使解决的问题，经由建制力量通过活动加以解决，反而造成被动。落实中央对港全面管治权既是中央的，也是中央的责任，对于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以及保持繁荣稳定至关重要，同时也可以减少特区及建制力量所承受的压力。
文章给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几个思：修改《基本法》，从国家主权、安全，以及行政主导等相关方面，着手讨论《基本法》的修改问题是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就行使“中央指令权”确立相关的工作机制，或对依据基本法需要发出指令的事项明确向行政长官发出国务院令，在实践中形成工作机制；落实中央监督权，对经监督而不能在特区自治层级纠错的事项，应上升至中央发出指令及释法修法层级纠错，等等。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全国关于的立法只是中央新治港方针的第一步，下一步中央治港方面还将采取一系列的有力举措，招招都会打到反对派的七寸。我们也可以预见，反对派及其背后一定会狗急跳墙，采取、立拉布抗击、乃至上街“”等多种形式进行阻击，未来繁荣稳定还有很多硬仗恶仗要打。
但笔者始终，中央有坚定的决心、足够的力量、足够的法律工具来推进治理，督促完成“去殖民化”进程，彻底铲除的根源，实现真正的回归。大千世界的怪事
网友评论 ()条 查看